信托园地
反洗钱及案件防控
制裁与反洗钱:国际银行反洗钱大案七启示

一、霸道的制裁名单

  78岁的卡尔莱文(Carl Levin)是美国密歇根州民主党参议员,同时是负责调查汇丰洗钱事件的美国参议院常设调查委员会主席。在7月17日汇丰涉嫌违反美国反洗钱等法律和法规的听证会上,他表示,汇丰银行没遵守反洗钱等法规,“利用规则漏洞,与制约条款名单上所列的国家如苏丹、伊朗等国交易,为墨西哥毒贩洗钱,为中东恐怖组织融资提供渠道”。

  他所谓的“制约条款名单”,是由美国财政部下设的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fice of Foreign Asset Control,简称OFAC)专门负责制订和更新的一个名单,即“特别指定国民名单”(Specially Designated Nationals List,简称SDN List),也被称为金融制裁名单。为有效执行金融制裁,美国禁止全球银行与名单上的客户发生交易,此外,银行若发现名单上的客户,须立即冻结其账户资金。

  多年来,美国多次对外国银行以“洗钱”罪名进行罚款,金融制裁名单屡立“功劳”:2007年,美国司法部起诉劳埃德TSB集团(Lloyds TSB Group,一家设在英国的银行和金融服务集团,主要从事银行,贷款和抵押,储蓄与投资,保险等业务)在英国和迪拜的机构于1995年至2007年间违反美国制裁法令,帮助伊朗、利比亚和苏丹的客户汇款3.5亿美元,最终,劳埃德TSB集团被处以3.5亿美元的罚款。2010年,美国政府指控巴克莱银行在11年的时间里违反美国制裁法令,为伊朗和古巴等国银行和其他机构提供便利,并隐瞒交易信息,巴克莱银行因此被罚2.98亿美元。

  为什么美国的金融制裁法规能强制施加于他国银行?为什么美国的法规能对发生在他国的金融交易发生效力?答案在于“长臂管辖权”。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颁布《爱国者法案》(The USA Patriot Act of 2001)以建立全球金融反恐和反洗钱监管架构。在该法案第317条,“对外国洗钱者行使长臂司法管辖权”的规则被确立下来。由于任何犯罪通常都需资金支持或通过金融机构进行结算,而任何国家的银行,只要其经营国际业务,就离不开美元和美国的金融机构,因此,如果哪国银行不执行美国的反恐和反洗钱措施,其国际业务就可能因此被美国限制甚至关闭,损失必然难以估量。

  显然,在美元优势地位的情势下,各国银行都只能乖乖就范。

  制裁名单作用的发挥有时会受到其他环境因素的影响。2007年,瑞士信贷被指涉嫌与伊朗公司非法交易,美国司法部指控,瑞士信贷从1990年至2006年间非法向受制裁的地区转账16亿美元,该案最终以瑞士信贷缴纳5.36亿美金罚款和解。同年,瑞银集团案发,美国司法部指控,瑞银集团从2000年到2007年帮助美国富人逃税2.2亿美元,该案最终也以瑞银集团支付巨额罚款7.8亿美元结束。两案传递了两条微妙信息,一是案件发生于金融危机前后;二是两家涉案金融机构均长期涉足制裁名单“禁地”,一个长达17年,另一个也长达7年。美国为何在如此长的时间里“没有发现”,或者说有意长期以来听之任之而不予追击,反而在2007年同时“下狠手”、同时“讨伐”?答案可能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前后,美国经济疲沓,“小辫子”早就被美国抓在手里的瑞士信贷和瑞银集团,遇到不好的时令,只能通过“花钱消灾”——为美国“输血”,来“保全性命”。

  启示1:美国规则就是反洗钱的国际规则。各国银行均应当认识到这一客观现实,在反洗钱问题上,不仅要满足本国的监管要求,还要满足美国的监管要求,否则就会遭受美国政府的巨额罚款。

  启示2:制裁名单不可小觑。虽然美国OFAC名单在法理上不具有国际效力,但其事实上的威力绝不亚于联合国制裁名单。各国银行特别是海外分支机构接到OFAC名单后,要及时更新自己的名单数据库,尽量避免与名单客户发生交易。

  启示3:国外监管机构实施处罚往往有一定的时机考虑。银行存在反洗钱违规,监管机构不处罚并不等于没发现,很可能是因为处罚的时机不成熟。因此,各国银行平时就应高度关注反洗钱合规,严格控制风险,不要留下“小辫子”。遇有同美国出现贸易摩擦、政治争端等问题的敏感时期,更要加强合规管理,避免撞到“枪口”上。

  启示4:监管机构(如美国参议院)对本国和外国机构不可能一视同仁。银行既要遵循本国法规,也要遵循业务国法规,能否在国内合规与国际合规上找到平衡点是关乎银行国际业务拓展的大事,金融危机后,中资银行在国际金融领域中崭露头角,但要处处谨慎、时时提防,尽量少走弯路。

  二、危险的客户

  正如拿破仑所言,金融家没有祖国,金融家不知道何为爱国和高尚,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利。

  如果说银行因金融制裁名单而受罚是因为美国的霸权主义,那么故意接纳高风险客户、为逐利不惜铤而走险,帮助其清洗黑钱就属罪有应得了。

  近几年,知名大银行受到高风险客户牵连而受罚的案例屡见不鲜:2010年,美国司法部指控,美联(Wachovia)银行在2005年至2007年未能执行充分的反洗钱监控措施,导致至少有3730亿美元贩毒“黑钱”从墨西哥转移到美国,因此对其罚款1.6亿美元。2009年,日本金融厅调查发现,花旗银行(日本)为黑社会组织开设了几百个账户,最终处罚停止个人业务1个月。此外,2004年,花旗银行(日本)还因其分支机构存在协助犯罪团伙洗钱等行为,其4家支行被日本金融厅勒令关闭。

  再看看今年的英国顾资银行案。今年4月,顾资银行(Coutts Bank)因防范“政治公众人物”洗钱和监控高风险账户不力,被英国金融服务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简称FSA)处以875万英镑(约合1400万美元)的巨额罚款。顾资银行受罚一点都不冤枉,因为这家被称为“英国皇家御用银行”的全球顶尖私人银行在2008年曾出现在台湾陈水扁家族洗钱案中。由此可见,高风险客户,特别是政治公众人物,往往会对银行财产甚至声誉造成巨大威胁。

  启示5:客户犯罪,银行连坐。银行应当意识到,为客户提供存款和结算服务的风险不比资产业务的风险低。除了对客户的自然属性进行尽职调查外,还要关注客户的生产经营是否明显违规。如果客户的产品和市场涉及美国时更应特别注意,要考虑产品知识产权、网上销售真实性以及制裁名单等复杂情况。

  启示6:私人银行业务要高度关注高风险客户。私人银行应参照著名的《沃尔夫斯堡集团私人银行业全球反洗钱指引》(Wolfsberg AML Principles on Private Banking)接纳客户。如客户是居于或资金来自高风险国家和地区的人士、从事某类高风险商业活动或行业的人士、政治公众人物等,可能对银行构成高风险,还要进行额外审查,并应考虑由高层管理人员审批拟建立的业务关系。

  三、致命的内控漏洞

  制裁名单因素和高风险客户因素都属于银行面临反洗钱审查的外部风险,若能完善反洗钱内控、强化监测系统,不难有效防范洗钱犯罪。然而,一旦反洗钱内控出现漏洞,甚至内部员工故意违规,那么银行的合规将面临致命的威胁。

  近年来,大银行因员工违规而遭受处罚的案例比比皆是:2011年,花旗银行(印度)一位名为普里(Shivraj Puri)的支行雇员故意接近花旗的高端客户,并误导他们投资虚构的“高回报投资组合”,通过欺诈骗取客户高达30亿卢比。最终,印度央行(RBI)以反洗钱违规为由对花旗银行施以了250万卢比的处罚。

  类似的案例在中国也时有发生:今年4月,有媒体报道,农行江苏江阴支行行长孙锋携款5000万美元潜逃海外,渣打银行私人银行部员工吴伊甸因涉嫌帮助孙锋洗钱、窝藏包庇而被刑事拘捕。渣打(中国)因此陷入舆论漩涡,声誉大受影响。

  反洗钱制度的执行,关键靠人。员工违规,使反洗钱措施形同虚设,不但严重破坏银行声誉和公信力,引起的连锁反应更加难以控制。英国巴林银行、法国兴业银行都因为“魔鬼交易员”违规操作而最终倒闭,足见其破坏力惊人。因而,国际权威反洗钱组织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简称FATF)曾专题研究“不良员工”对金融体系的威胁,并对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工作人员的资质、操守和管理制度提出了一系列极高的要求。

  启示7:内控和员工管理是反洗钱的根本保障。事实上,反洗钱内控所要求的不仅仅是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岗位人员,更关键的是要求员工(特别是反洗钱工作人员)遵纪守法、照章办事。这不是中国特色的宣教,其实始终是国际反洗钱标准的一贯要求,更是一个至今仍未有效解决的世界难题。

  银行巨头洗钱丑闻像一面镜子,照着各国,包括超大型金融机构密集的中国,并给予它们巨大警示。毫无疑问,我们不能只看热闹,而应以它为鉴,深化国内银行改革和监管。特别是在中资银行进行海外展业的道路上,更要特别留意美国的金融制裁名单,远离高风险客户,并严格做好内控,防止成为下一个落马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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